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标志值，我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0％左右。自1993年实行紧缩性宏观调控至1996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1．7％，1997年则为8．8％。这一速度与世界同期平均3％左右的经济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难能可贵的是，在我国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均衡，实现了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行，克服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经济增长伴随高通货膨胀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看，我国通货膨胀率平均低于经济增长率，即使是通货膨胀最高年份1994年，通胀率也仅在23％左右，1995年便回落到15％左右，1996年进一步回落到6％左右，1997年再降到3％左右，从而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这种增长、发展、改革奇迹的出现，首先与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改革所培育的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紧密相关，可以说是宏观调控的政策成果，也是发育中的我国市场经济机制发生作用的体制成就。然而，之所以有这种市场化的进程并进而为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机制基础，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所有制结构上的深刻变化。
非国有经济的成长：“软着陆”中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向着市场经济演进最根本的制度原因在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渐形成。在这一所有制结构变化中，最为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国有制资产比重迅速下降，非国有制资产比重持续上升；另一方面，非公有制比重不断提高，但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稳固。1995年，在我国工业经济中，国有资产比重约为65％，集体公有资产比重约占16％，股份企业（其中国家股和企业法人股合计平均为63％）为5％，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资产（个体、私营、外资等）所占比重为13％。农业经济中则基本上为非国有经济，其中又以集体公有制为主。第三产业中由于不同部门差异极大，难以准确统计其各种经济性质资产比重，但并不能由此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总体格局。
非国有经济是1993年至1996年我国经济增长因素形成的主要推动者，也是我国近几年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一般而言，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总需求的扩张，即总需求拉动总供给的增长。在总需求中主要又可分解为投资需求（据测算在我国投资需求大约占总需求34—39％）、消费需求（约占总需求40—49％）以及出口需求（约占我国总需求15—25％）。我国经济之所以在1993—1996年实行宏观紧缩的同时，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对总需求的拉动。
从投资需求来看，以全社会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为例，非国有经济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明显高于国有经济，从1993年至1996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3％，低于全社会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7个百分点，同期，非国有经济中，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8．7％，个体经济为28．6％，其他经济为52．6％。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类型的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发生变化，其中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比重从1993年的60．6％下降至52．2％，而各类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比重则由不足40％上升为47．8％。因而，从投资需求增长进而带动总需求增长的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是不断加强的，其提升速度远大于国有经济。
从消费需求来看，以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实现来反映消费需求变化，从1994年至1996年，国有经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经济。这种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的差异，使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在社会消费品零售中所占比重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有经济由1994年占39％以上降为1996年占28％，非国有经济则占到72％。这表明，在消费品零售中非国有经济的作用不仅越来越强，而且已经在起主要作用。
从创造出口需求来看，仅以非国有经济中的外商和乡镇企业为例，从1994年至1996年，外商企业出口额每年递增速度均在31％以上，乡镇企业出口增长速度在“八五”期间平均每年增长63．5％，1996年比1995年又增长11％，均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出口增长率，到1996年，外商出口占我国全部出口额比重已达41％，乡镇企业出口已占全国外贸出口35．7％，仅此两项合计便高达76．7％。可见，出口需求主要是由非国有经济创造的。
从总需求方面看，我国1993至1996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非国有经济拉动，从总供给方面看，结论也相同。
1996年第一次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为13467．67亿元（按占全部第一产业产值比重97％计），第二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为23529亿元（按占全部第二产业产值70％计），第三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为6329亿元（按占全部第三产业产值30％计）。在当年GDP总量中，非国有经济的贡献约为63．2％，国有经济的贡献则为36．8％。也就是说，在我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过程中，经济增长63％以上是依靠非国有经济实现的。
非国有经济发展：“软着陆”中低通胀得以实现的重要力量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失衡，尤其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由此，考察非国有经济在实现低通胀中的作用，也应当从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于缓解供求矛盾所起的作用入手。
从总供给来看，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于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大于国有经济。
从总供给方面缓解通货膨胀，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的总供给，即保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以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为例，1996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率为9．8％，而同期国有工业企业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率仅为7．87％；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百元资金利税率为7．11％，而同期国有企业百元资金利税率仅为6．54％。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年周转次数为1．53次，而同期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年周转次数仅为1．38次。显然，国有企业资金效率低于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平均数，因而也就更低于非国有经济。（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由此，一方面在使投资迅速形成供给的效率上国有经济的能力低于非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又因此而形成更大的对资金需求的压力，使其在缓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中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非国有经济虽然在投资需求方面增长速度高于国有经济，但由于其资金效率较高，形成供给能力提高较快，并未因此而形成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未因此而加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在我国现阶段，从供给方面抑制通货膨胀，农产品供给丰裕程度有着重要作用。1994年我国出现的20％以上的通货膨胀指数，从供给方面探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农产品供给不足，或者说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之后，农产品由原来的扭曲低价恢复到真正反映供求状况的真实价格之后，拉动整个物价上升。据测算，这种拉动作用对1994年的通货膨胀至少起了50％以上的作用，即20多个物价上升百分点中，至少有10个以上百分点来自农产品短缺及相应价格上升所致。而1996年“软着陆”之所以得以成功，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伴随前几年粮食价格的调整，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使我国粮食生产比大丰收的1995年又进一步增长5％，粮价在供给不断增长的条件下趋于稳定。而在农业产值中97％左右属于非国有经济的贡献。
从总需求方面来看，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对货币资金的信贷需求来看，我国自1993年下半年开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成功地抑制总需求进而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负作用，经济增长仍持续保持高速度，重要的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具有更强的生存和竞争能力。非国有经济企业贷款比重较低。据统计，到1996年末，全国银行贷款总额中，贷给国有经济的占87％左右，贷给非国有经济的不到13％。但同期非国有经济却实现GDP总量的63％以上。这既反映出非国有经济的资金效率较高，回收较快，还贷能力较强，也表明对于信贷需求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非国有经济。信贷规模过量而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不仅不在于非国有经济，相反，正是由于非国有经济资金效率较高，在实现相应的GDP总值过程中，还相对地减轻了对货币过量供给的压力。
从对减轻财政赤字压力的作用来看，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对财政的直接依赖程度很低，财政并不给予非国有经济补贴，也没有对非国有企业予以资本金和各种政策信贷支持，同时，非国有经济人员的工资、福利也不由财政转移支付，因此，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于财政赤字生成的压力不大。另一方面，1993年以来，非国有经济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一直保持稳中略升的势头，1993年至1995年非国有经济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8．4％，28．6％，28．9％。这表明，在我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对于减缓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的财政赤字，非国有经济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从淡化总需求波动周期来看，以投资需求为例，我国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其中的非公有经济的投资需求增长具有一定的反周期性特征。在1993年，全国投资热潮高涨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最快的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分别达到44．1％和70．5％的增长率；当开始实行紧缩后，国有经济投资需求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猛降为21．3％，1995年又猛降为13．3％，只是到1996年才略有回升达到13．4％。而非国有经济中个体经济在投资热的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最低，仅为20．8％，不仅低于国有经济，而且远低于全国当年61．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平均值，当1994年宏观紧缩调控政策开始发生作用之后，非国有经济，尤其是其中的非公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率不仅未下降，反而显著上升，其中其他经济上升99．4％，个体经济上升33．5％。1995年至1996年，其投资需求增长率虽有下降，但也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这说明，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于市场需求真实变化的反映是较灵敏的。这当然与其财产制度进而与其受市场约束力度较强有关。可见，非国有经济发展在淡化经济周期上，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从而实现“软着陆”，在紧缩需求抑制通胀的宏观调控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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